而我国有金融服务需求的农户以及微型、中小型企业却远远超过美国。

因此，监管机构需要根据技术风险的重要性，附加更高的数据治理要求和监管标准。聚焦于平台集团中的数据治理问题，完善数据治理制度建设， 维护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建立一个更公平、公正的金融市场。

第一阶段：进入第三方支付领域。在监管的宽容和支持下，平台金融科技公司介入客户信贷等金融领域。监管部门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防范垄断、保护公民隐私方面有必要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监管机制，并通过监管科技的运用，有效保护合法竞争、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为市场各参与方保驾护航。加强对数据合规的监管信息技术和数据的合法合规应用，关系到行业与市场的健康发展。金融全牌照是指超大型科技平台公司希望得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多种金融牌照，与节点金融的有限牌照相对应的全牌照不一样。

最后，相较于传统机构监管，金融科技的功能监管范围涉及支付、证券、保险和信贷等多个部门，包括地方和中央两个层级，甚至需要来自信息技术、网络安全、法律、工商等非金融监管部门的支持。互联网平台公司的监管原则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技术中性。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拨乱反正，将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道路之上，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发展，国家面貌和老百姓的生活条件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市场繁荣，价格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人民币真正成为世界上最稳定的货币之一。

曾记否，1943年的开罗会议使国际社会一度承认了当时中国的大国地位，1944年派团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也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货币金融影响力。比如：中国国民党时期的法币改革可谓开辟了中国现代货币制度之新局，但法币的控制权却掌握在英美两国手中，因此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货币。可以说，前述英镑和美元成长为国际货币的所谓标配及逻辑无一适用于人民币。就空间要求而言，任何货币都有行用的地理范围，这个范围有大有小。

道理很简单，一种货币如果不能媒介一定区域和一定体量的经济交易，其影响力与存续能力也就会大打折扣。抗战胜利给极为脆弱的法币制度以喘息之机，但好景不长，国民党政府挑起的四年内战导致经济崩溃、民心尽失，骇人听闻的物价飞涨给了法币制度最后一击。

二战后美国主导国际货币秩序，其确立美元霸权的不二法门也是借助单方面维持与黄金的关系。最近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不断地提醒我们，只有立足于服务国内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只有矢志不渝地坚持人民本位，人民币方能不断超越自己，最终伴随中国经济崛起而成长为足以承担构建全球货币命运共同体历史使命的大国货币。对于币制的统一与稳定，根据地财经管理层一直有着清醒认识。例如，英镑成为大国货币，靠的是殖民扩张、对外战争、黄金积累、英格兰银行纸币发行以及金本位制度的确立，最终通过英镑这个主权货币对黄金的替代而成为世界货币。

此外，基于特殊历史原因及一国两制安排，国家在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币制度，港币和澳门元作为两个特殊货币制度因素，与人民币一道共同构成中国的整体主权货币制度框架。据统计，虽然自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的物价水平有所上涨，有时上涨幅度还很大，但在形势异常严峻的1940年，延安的物价指数仍低于国统区的物价指数（陕甘宁边区金融史编辑委员会，1992;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1985）。直至国民政府时期先后实行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与法币政策（确立纸币本位），逐步收回外商银行和本土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初步实现了币制统一。法币制度伴随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彻底失败而走向崩溃，也同时宣告了中国大地上一种半殖民地货币制度的最后终结。

比如，1934年初，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苏区财政状况恶化。中国传统经济总体上植根于农耕文明，经济组织与治理过程崇尚家国结构与儒家伦理，经济资源配置与经济交易凸显内部市场特征（王国斌和让·罗森塔尔，2018）。

从某种意义上讲，低值本位货币总是周转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鸡鸣犬吠与袅袅炊烟之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与共，而高值本位货币则更多地与无休止的海外征伐、兼并以及新陆殖民相伴随，好似征服者的军功章。在这种情况下，白银的地位迅速凸显，政府也不得不逐步取消了民间用银的禁令，中国货币制度终于迎来了白银时代。

自产业革命爆发至今，约两个半世纪中，英国和美国次第崛起，英镑和美元相继成为大国货币，并先后形成货币霸权。1993年以前，国有银行省分行行长在遇到总行意图与地方意图不一致的事务时，他们当中约有六成至七成是听从地方政府或地方人民银行的。不必强调，老百姓对人民币的信心来自币值稳定。币值稳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货币制度不仅在宏观上是政治统一和国家主权的象征，它也在微观上与亿万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当时国际上敌视新中国的部分西方国家都在等着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谓军事上内行、经济上外行的笑话。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清代政府基本上没有建立钞票发行制度。

但其行用过程先是遭受王莽改制之舛误，后又经受六朝时局动荡和经济衰退的频繁冲击，加上当时背景下国际使用范围拓展有限，因此，多数时期只具大国货币之形而无大国货币之质。但大国地位的保持需要条件，否则只是海市蜃楼。

一些国家的主权货币之所以成为世界货币（亦即国际广泛使用意义上的大国货币），往往是特定时代背景的产物，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书写了世界货币历史上极不光彩的篇章。1948年1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明确申明：解放区的货币，从它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即与金银完全脱离关系。

他们在大街上公然兜售银元，拒用人民币，导致市场物价急剧上涨。在清末的货币结构中，外国银元和外国钞票分别占去43.33%和12.38%的比重（千家驹和郭彦岗，1985），中国的货币主权丧失殆尽。

因此，亟须整理货币，其目的就是要使不统一的货币变为统一的货币，不稳定的货币变为稳定的货币，以便利国民经济的发展（薛暮桥，2020）。其中，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占比分别为59%，21.24%，6%和4.69%，人民币位居第五，折合美元2675亿，仅占全球外汇储备的2.25%。在此之前的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法币改革，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的钞票为法定货币，法币的汇价则由三行无限制地买卖外汇来维持。特别是，在法币严重贬值的情况下，运用这种政策有效遏制了通货膨胀的输入，维护了边区货币流通的基本稳定。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九条规定：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着眼于当时的国共合作大局，边区银行创建初期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维护法币，自身只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辅币。

但未曾料想，明末美洲银元特别是西班牙银元大量流入，在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革的同时，也掀起了外国货币深刻介入并主宰中国货币制度的帷幕。相比之下，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制度则从一开始就严重依赖英镑与美元。

引言 全球经济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大国崛起必然伴随着大国货币的成长。从全球货币历史进程看，同时满足以上条件的国家寥寥无几;在中国货币演进历史上，同时具备上述条件的时期也属凤毛麟角。

据史料记载，大明宝钞曾借助朝贡贸易之赐赠散布于高丽及南洋诸国，当时日本以及一些南洋小国甚至通用中国钱币。显然，人民币成为大国货币无论如何都不会追随英镑、美元的足迹，一方面是因为时代背景与世界格局今非昔比，在经济金融全球化与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的背景下，单纯依靠外力强制推行主权货币国际使用的空间与条件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英镑和美元的大国货币或者货币霸权之路，与人民币国际使用的初心与逻辑并不一致。无须讳言，大跃进时期，极左思潮极力鼓吹货币无用论，受其怂恿，有人主张取消货币或者限制其作用;在政策执行上，瞎指挥浮夸风盛行，货币金融管理松弛，造成信贷失控和货币大量增发，人民币的正常流通与信用一度遭受很大影响。一般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主权货币的国际使用（即成长为大国货币）是大国经济的标配。

币值稳定既是检验一国国家信誉和政府能力的试金石，也是考验一国主权货币能否成为或保持大国货币的底线要求。更何况，空间要求除了强调大国货币需要依托于一定体量的大国经济之外，还进一步凸显出大国政府借助货币手段实现经济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的强大能力。

薛暮桥在解放战争后期为华北财经办事处起草的相关文件中的提醒最具代表性，他认为，现行货币制度存在着两大缺点：一个是不统一，一个是不稳定，这两者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大大不利，引起绝大多数人民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币值稳定与否反过来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安定与政治稳定。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逐渐扩大，原有的根据地连成一片，为顺应这种情况，便在扩大后的大区建立新银行和发行新货币。因此，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切莫为了单方面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而盲目放开资本账户管制以及推进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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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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